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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承包企业海外经营风险 ——基于风险案例的分析
在中国海外投资活动中，工程承包建设一直占据重要地位。近几年来，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规模不断增长，基本稳居全球第一。2015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540.7亿美元，同比增长8.2%，新签合同额2100.7亿美元，同比增长9.5%，带动设备材料出口161.3亿美元。在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的整体实力也得到大幅提升，在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评选的2014年度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名录中，中国内地企业上榜65家，占企业总数的26%，其中排名最高的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从上年的第9位上升至第5位，上榜企业共实现海外营业收入89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5%，营业总额占全球海外市场的17.2%，企业业务领域已从最初的土建施工发展到工程总承包、项目融资、设计咨询、运营维护管理等高附加领域拓展。另外，按全球区域市场份额划分，目前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市场主要集中在亚非拉三大洲，其中，亚洲约占对外承包总额的45%，非洲占35%，拉美占10%。展望未来，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下，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市场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机遇。
从行业特性上看，与制造业、能源矿产、零售业等领域的投资相比，国际工程承包有着独特的行业特征，比如，建设周期长、合同管理难度大、参与主体多元化、项目不可转移、具有政治色彩、存在技术标准差异、长期室外或野外作业等。然而，国内对工程承包、制造业、矿产等所有海外投资领域所面临国家风险的研究，一般习惯于采用自宏观到微观的研究方法，即由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汇率、法律、社会文化、自然环境、安全等基本的宏观风险要素出发，从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研究这些风险如何产生，以及直接作用于微观企业所产生的影响。在这种研究体系中，往往缺少中观行业的研究视角。可是，在实际经营层面，同一风险要素在不同的行业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过程，而这些区别正是基于不同的行业特征。因此，为了深刻理解中国工程承包企业海外运营所遭遇的各种风险，本文选取其行业特征作为研究视角，结合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真实风险案例，对各个风险要素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一、许多工程承包项目具有政府背景或由国际援建，鲜明的政治色彩使其容易遭受一些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的政治或经济风险的冲击
目前，中国海外工程承包市场主要集中在亚洲、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地区，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相对较小，承建的领域主要涉及房建、水电、道路、机场、通讯等多个行业。这些项目投资规模较大，往往由政府部门组织建设或由国际社会援建，具有鲜明的政府背景和政治色彩，因此，一旦东道国发生政治动荡、出现政权更迭或者经济形势恶化等风险事件，这些标志性的政府项目极易受到风险的冲击。
1.政治动荡：泰国军事政变，新政府否定前政府签订的合同
北京城建国际公司曾经承揽泰国“仁爱屋”工程，该项目是泰国政府为解决该国低收入国民的住房问题而实施的一项政府计划，按照合同规定，承包商必须先向业主支付履约保函，其金额为合同价的10%到15%。然而，在中国公司将几千万履约保函发到泰国方面账户之后不久，泰国就发生了军事政变，新政府对前政府签订的合同一概不承认，原先的“仁爱屋”工程也未能幸免。后来，北京城建国际公司通过外交途径，历经数番周折，才追回履约保函。这个案例中北京城建在外交部门的协助下最终追回了履约保函，但这只是极少数情况，而且发生在经济和财政状况相对较好的泰国，如果发生在非洲地区，追回损失的可能性极低。
2.恐怖主义风险：恐怖分子袭击西方援建项目，借以向政府和西方国家示威
中铁集团分别于2003年9月和10月连中阿富汗北部昆都士及东部贾拉拉巴德两个设计施工总承包公路修复项目,合同价总计5300万美元,合4.38亿人民币,业主分别为世界银行和欧盟。项目中标后, 2003年11月下旬，中铁集团公司相关工作人员陆续抵达阿富汗,2004年4月开始施工，2004年6月10日深夜北部项目加劳盖尔拌合站工地遭受恐怖袭击,造成11名中国工人死亡,4人受伤。
这个案例中无法挽回的损失是人员的重大伤亡。此次恐怖袭击由阿富汗塔利班组织实施，当时正临近阿富汗大选，国内安全形势日益紧张，而且中国承建的两个项目分别由西方势力的代表世界银行和欧盟援建，因此，成为恐怖组织向政府和西方国家炫耀实力，破坏阿富汗重建进程的重要袭击目标。不过，事后中铁集团积极采取措施，经过与业主艰苦细致的谈判，业主同意对两个项目部增加375名武装警察,并负担253万美元的安全设施费用,北部项目工期延长三个月,最终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3.政府违约风险：政局长期混乱，使得政府财政实力单薄，履约能力严重不足
政府违约风险属于政府行为，一般归类为政治风险，但是排除政权更迭、政府换届、双边关系恶化等政治因素引发的新政权或新政府恶意违约，许多政府违约行为可能主要与东道国的经济实力和财政状况欠佳高度相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政府违约也同时具备经济风险的内涵。目前，中国的海外工程承包项目主要集中在亚非拉等发展中或不发达地区，这些区域内有许多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实力相对落后，一旦发生政治或经济危机，政府信用很难保证，违约的不确定较高。
，中国企业遭受的损失主要包括：一是应收账款损失，有前期施工垫款、履约保函；二是固定资产损失，建成后的地面建筑不能转移，后期资产处置只能由东道国政府决定。
总之，上述三种类型的案例中，前两个案例是政治风险的直接冲击，第三个的案例是由政治风险影响政府的治理能力，导致经济形势恶化，进而传导至政府主导的建设项目，经济风险的冲击更为直接。此外，墨西哥高铁事件以及与日本在东南亚市场上的高铁项目争夺，其中都掺杂着一定的政治因素，委内瑞拉高铁项目烂尾则是由东道国经济危机造成的，所以说从竞标到施工，具有政治色彩的大型工程承包项目都易受到政治或经济风险事件的冲击。
二、工程承包项目施工周期长，项目结款日期和方式一般事前约定，使得项目结汇自由度受限，而且承包项目部分人工、采购成本支付国际化，因此，与制造业、能源矿产等直接投资项目相比，工程承包更易受汇率波动风险的影响
工程承包项目从招投标、签订合同、施工、完工到后期维修，一般最少需要两年，大型或特大型项目会持续到十年甚至几十年，如此漫长的施工周期，甚至比一般性直接投资的经营性项目的生命周期还长，因此，这必然会大幅提升工程项目运行过程中遭遇不可预见风险事件的概率。而在所有风险中，能够对企业的成本和收益造成直接财务损失的主要是汇率波动风险。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海外投资活动都会受到汇率波动风险的影响，但与制造业、能源矿产等直接投资项目相比，海外工程承包项目受汇率波动的影响更大。
三、劳工和原材料成本是决定海外工程项目成本的两大主要因素，严控两大成本也是中国企业低价中标策略的基础优势，但东道国相关领域的法律政策，可能会限制这种优势的发挥，进而激发一定的风险
1.东道国劳工人数限制和许可证制度，增加了工程建设的障碍
许多国家对于工程承包项目中外籍劳工数量设定了严格的比例，或者不允许外籍普通劳工进入本国劳动力市场，只能引进一定数量东道国缺乏的技术工人。但一般情况下，可能东道国的劳工素质、工作习惯和效率不能满足中国承包商的工程管理要求，尤其是对于一些专业要求很高的工程，如果当地劳工无法胜任大部分工作，为保证工程的进度和质量，中国企业只能花钱买“进入指标”，由此造成人力成本大幅提高。另外，一些国家的法律还针对外国劳务专门设定了“工作许可证”制度，即只有持有劳工部门签发的“工作许可证”，并在工作许可证规定的单位工作才是合法的，否则劳工和雇主都将被罚款。此外，外国劳工还要办理签证、临时居住证等其他各种证件。总之，这些劳工领域的制度限制都给外国承包商正常的工程建设带来了许多障碍。
2.东道国与原材料相关的法律规定可能会导致项目成本增加、影响工期
东道国在劳工和原材料领域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基于两种原因会对承包商产生法律风险。一是东道国带有明显倾向性和保护性的规定。这种原因引发的法律风险很难完全规避，或多或少都会对承包商的正常经营产生影响，只能采取弥补性措施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比如为了克服国内劳工人数的限制，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优化项目管理，增加对当地工人培训的成本支出，不断提高当地工人的效率，并适应他们的工作习惯，最大程度上保障工期和利润。二是承包商对东道国的相关法律不熟悉。实际上，很多损失都来自这个原因，因此，中国企业开展竞标之前，要做好充分的调研，聘请专业的中介机构提供决策咨询。
四、工程项目不可转移、前期投入资金较多，一旦遭遇风险致使项目中断，会给承包商带来巨大的固定资产和应收账款损失
工程承包项目一般有固定的施工现场，在现场建有大量的临时性设施，包括住宅、消防、安全、卫生等基础设施，以及施工所需的机械设备、原材料等物资，而且施工过程中，承包商还要付出履约保证金、预付款保证金、维修保证金、维持项目正常运行所必须垫付的流动资金。因此，一旦遭遇战争、动乱等致使项目中断，需紧急撤离东道国的风险，这些固定资产只能留在原地，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如果在风险过后，当地政府不注重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权利，承包商前期付出的资金作为应收账款也基本难以收回。
典型的案例就是利比亚战争。2011年2月，利比亚战争爆发，当时在利比亚有75家中国企业承建的50个工程承包项目，涉及金额188亿美元。利比亚政局动荡造成中资企业有十多人受伤，企业工地、营地遭到袭击抢劫，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元人民币。再加上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的项目暂停，利比亚危机带给中国的损失估计超过200亿元。
五、合同条款设计复杂、参与主体多元化，合同管理难度较大，容易产生风险
工程项目的合同风险是指由于合同条款制定的不完善以及合同执行不力等因素给工程施工带来的风险。工程承包合同内容较多，条款设计详细，直接关系到业主和承包商之间利益的分配和承担风险责任的划分，如果合同条款制定不完善，合同中许多条款都是为业主服务的，将有利于承包商的条款删除，而忽视了承包商的权利，或者借助熟悉东道国政治、经济、自然条件等优势，将业主可能承担的风险全部转嫁给承包商，这些合同缺陷肯定会使承包商处于不利地位。另外，合同执行过程中，承包商将与业主、分包商、设计单位、监理公司、咨询机构等各种主体开展交流与合作，而且这些主体可能还来自不同的国家，因此，如果承包商不能依据合同中约定的权利和责任，处理好各种关系，就可能会遭受损失。
六、国际上各种技术标准存在差异，中国标准未获国际认可，给中国承包商海外施工带来不便
技术标准在国际工程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决定了工程材料的选购、施工方案的确定、验收标准以及工程造价等。目前，中国企业采用的是国标（GB）或中国标准，其他国家除了自己国家的规范外，有的使用美标、英标、欧标、南非标准，甚至有的规定采用上述两种以上的规范。因此，在施工过程中要结合工程的要求和现场条件严格把握技术标准的适用性。比如：东南亚某国燃煤电站项目，该项目规定其电站锅炉的现场传接检验必须遵循美国的ASME标准,但中方公司在投标阶段未提出偏差、在执行阶段又忽略此要求,自行决定在检测中应用中国标准,被业主发现后勒令停工整改,最终导致中国承包商工期违约并遭受罚款。这个案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承建方与业主之间就技术标准的差异缺少沟通，承建方一意孤行，最终导致违约。与之相反，另外一个成功的案例则是承包商就技术标准差异与业主进行了及时有效的沟通：东南亚某燃煤电站项目，该项目招标书中提出保温绝热技术规范按澳大利亚标准执行,但中方公司对此规范不熟悉,因此一面请求业主同意采用中国相关规范,一面抓紧组织技术人员查阅澳标。最终业主在谈判中仍然坚持使用澳标,而且中方公司经过研究发现澳标较中国标准的具体差异十分有限,对成本和工期影响很小。最终业主和中方公司决定仍在该项目使用澳标,解决了预计的技术标准差异问题。
另外，工程设备和材料标准往往与技术标准相配套，由于中国标准并未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可，因此，中国物美价廉的设备和材料走向世界面临一定的障碍。实际上，我国大量的设备和材料已经能够满足美标和欧标的要求，只是缺少一份美标和欧标的认证证书，而国内的这种经认可的认证机构非常有限。比如，在沙特轻轨项目中，业主请英国的设计单位按欧洲标准设计，因此订购了大批欧洲的控制设备，其价格大大地超出了原合同的预算，导致承包商成本大增。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引入中国标准，原材料和设备成本都会大幅下降，可以进一步提升盈利空间。
七、工程承包项目一般都是室外或野外作业，如果对东道国地理环境信息掌握不全，或遭遇不可抗力的环境灾害，更易引发自然环境风险
常见的自然环境风险有:地质结构复杂、地震、台风、泥石流、山体滑坡、高温、强降雨等,这些环境风险有的是由于对东道国的地理环境信息不够了解，导致对施工难度预估不足或施工方案与现场条件不匹配，有的是难以预计的具有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工程承包项目如果遭遇自然环境风险，可能会导致施工条件发生变化、工期延长、工程费用增加、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等。
八、社会文化风险
社会文化风险主要指在国际工程承包项目运营过程中，由于承包商所在国与项目所在国之间存在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务惯例等方面的差异，从而给项目运营带来一些不确定影响。比如，在国外施工需要雇佣大量的当地工人，由于存在语言障碍、工作习惯的差异，影响到了工作效率，给工程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尤其是在国内很常见的三班倒赶工的工作方式，在国外基本不可能实现。
九、在一些治安形势严峻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时常发生针对中国或其他外国企业的犯罪活动，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目前，非洲是中国海外工程承包的主要市场，但非洲国家的治安形势总体上不容乐观，不管是在经济发达的南非，还是持续动荡的北非地区，都时常发生针对中国企业或华人的犯罪行为。以中非合作的典范——安哥拉为例，自2015年10月以来，连续发生多起针对中国工人的绑架、抢劫事件，造成了多人伤亡和一定的财产损失（见专栏）。这仅仅是一个国家近期发生的案件，如果放眼非洲，肯定还有更多的类似案件。
总结此类治安案件频发的原因可能有三个：第一，这些治安犯罪事件主要发生在警察力量薄弱的郊区，城市治安状况相对较好，但是很多施工项目都集中在郊区或者野外，因此，很容易成为作案目标；第二，受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类似安哥拉这种资源出口依赖型国家的经济陷入困境，失业率上升，导致治安状况有所恶化；第三，中国海外企业安保工作滞后，首先，中国领保力量严重不足，在海外，中国一个领保人员需要负责20万人次的领保工作，而美国是1:5000，所以急需非政府机构提供安保服务予以填补，但中国安保市场发展缓慢，不能满足企业的相关需求。其次，国内法律规定，中国公民不能携带武器出境，而且在许多国家，外国安保公司持枪也需要当地政府审批，因此，中国安保在国外不能持枪，只能雇佣西方或者当地安保公司，可是，西方安保公司费用高昂，一般企业承受不起，而当地安保不负责任，一旦发生危险难以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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